6.8夏特古道遇险经过（五）

（昨天下午，毛驴把他相机的照片传给我了，他说“如果不出事，这将是一次完美的旅程。”一个月来第一次看到咱们的照片。我们两人大概也有四十来张，看到她我特别欣慰，因为每张照片都是笑着的。等汇总所有队员相机的照片，回头统一再公布。）

13号在火车上，不赘述。到16日，这几天刚从新疆回北京，然后又折返回新疆的经过。

6月14日

下午近3点，火车晚点一个小时到达北京西站，我与咪咪大哥两人惨兮兮的出站。下车碰到九月，帮我把包背了过去，出站碰到另两位同事，给我送来了手机和钱。在西站别过咪咪大哥，他还得马上倒车回河北张家口，临别我把六百多的车票钱硬塞给了他。

先直接去我家，路上他们联系了个开锁的，得先想办法把我家门弄开。不知是由于我家的AB锁质量好，还是小伙子手艺欠佳，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把锁打开。我给他看了我的护照，还有以前的暂住证等相关证件，还算相信我。

联系我在北京的一个叔叔，他已经在首都机场接我父母。约好在我住处这边，希望他们直接过来，晚上9点多我们碰头。远远的看到他们下车，我走过去看到小新妈妈就控制不住流泪，直接靠在她身上。

她们家来了父母、姨、表叔、舅舅五个人，加上我父母，总共是七个人，一起都到了我家。当时大家的意见，还是先找新疆的关系，希望政府能够提供直接援助，并且要求我在网络上需求民间帮助。有些问题我反复解释，但是他们都不能理解，比如为什么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？为什么不跟团旅游？为什么要跟一群不知道身份的人一起出去？还有我们队伍有他们的同辈人，不然这个事情简直象天方夜谭，我理解但是没法交代。

小新姨的远房亲戚新疆老爷子给了个当地警方A科长的号码，我把电话打过去，貌似对方正在莺歌燕舞，口音也很重，反正对方就是不理，然后又给我个B所长号码。我接着打下个号码，B所长追问哪个A科长介绍来的，我哪里知道，于是又挂了。没办法再次与新疆老爷子联系，直接与我通电话，授意写份汇报材料明天递交省公安厅，包括门票复印件。（所谓我被逼写材料的过程，某些人杜撰的）

这个汇报材料怎么写，我反复考虑修改，如何准确、客观的传达关键信息，包括打电话给饼干和咪咪询问GPS打点数据。当晚除了写材料，我还在互联网上查了很多资料，也就是在那会儿给宋玉江QQ留的加好友信息（此后一直到25日晚才上网）。另外，还处理了这十几天耽搁的私人琐事，一夜没有合眼。当晚，小新父母和姨住在我家，我父母和小新舅舅、表叔住的我叔叔家。

6月15日

上午，继续上网查资料。我把写好的材料传真到新疆老爷子那边，当时我松了一口气（个人认为那边能够报警了），从上往下给的压力相信能尽快把事情解决好。一切风平浪静，我觉得似乎最难的第一关过了。

下午，因为小新姨一直催我电话找铁镐（他们约的15日），但铁镐在张家口无法脱身未能履行诺言。这边又一在京的远房亲戚过来，事实都没有搞清楚，直接以人口失踪的名义拨打110，两警察到家里来了解情况，可能感觉比较麻烦，让我们全部去了110讲述情况。往后就没法控制了，反正小新家属的意思，找不到铁镐就找我，什么过分的话都敢讲，把今天没有见到铁镐的所有怨气都倒在我身上。所长听完当面把我臭骂一顿，类似只要是旅游风景区就有派出所，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能报警，之类的屁话。然后分别单聊，个人建议我们马上飞新疆，否则容易出事（出了事不还得麻烦他么）。我们求他先帮忙联系下阿克苏警方，他又死活都不干。

小新家人协商了一下，打算去新疆四个人（父母、姨、表叔），我父亲则没有让我母亲去。于是加上我，我父亲直接定了六张直飞乌鲁木齐（在老家找关系给我办了个临时身份证），再转飞阿克苏的机票。回去稍微收拾了下，将就还来不及换的速干衣和军胶，就这么又准备回到我们刚刚逃出来的地方。

下午6点多，我们到首都机场，顺便送小新舅舅回昆明。

晚上11点半到达乌鲁木齐，在机场旅社接到朋友短信，说宋玉江看到QQ留言在网上找我。出于礼貌，我马上回了宋队电话告知事件经过。主要我想了解当地水和地理的情况，以及可能找到人的位置。他提供了两点关键信息，第一人应该就在下游五六公里以内，不会冲很远；第二报案尽量汇报失踪，这样得到的搜救力量可能更大。

一整天我都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在办事，事到如今，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。从下午开始，我已经在寻求法律援助，首先我得搞清楚自己有多少责任，不然老这么被折磨太憋屈了。

的确，回新疆报警也不是我提的，但在背后有太多的原因我无法左右，所以更不是所谓的被胁迫报警。小新家属的意见，和铁镐的想法，他们很少去直接沟通，两边都拉住我不放。在回到北京，尤其双方家属到了之后，我完全就是在没有主意的状态下配合。怎样能解决问题，我就争取怎样去做。

6月16日

上午，我们转飞阿克苏后，从机场打车到阿克苏市公安局，我来叙述事实经过，接待人听完介绍，直接打发我们到温宿县报案。还好到温宿不远，转车到温宿县公安局，接待的小伙子听完我的叙述，直接打发我们到博孜墩边防派出所（过去有一百多公里）。

小新家人一听马上就急了，她妈妈比较激动，小新表叔则马上把事实又描述为两条人命的谋杀嫌疑，我听到差点没晕过去。警官听完也吓一跳，马上接待，然后找我了解情况做笔录。当他们得知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，连真实姓名都不知道时，感觉不可思议。得知我们把人就地埋了，感觉不可思议。

很多人猜的没错，对，其实我们后来已经默认小新不在了，从出事到救我和胡杨林过河八人会合，接近二十个小时，继续又找了两天，到底还有多少生存几率？我觉得当时我最多还有1分钟。这个情况我向警方反映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下定论的态度。至于汇报失踪，除了宋玉江提到的原因，从感情上讲，也不能在没见到人的情况下给出结论，父母无法接受。再说，的的确确我没有看到人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报警无法改变事实，更不能减轻我们每个人的责任（从法律上讲，队伍所有人多少都有责任）。常理判断，又不是谋杀和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干嘛不报警？明知报警还能够减轻后来的舆论谴责压力，只能说明我们当时确实糊涂了。

下午，我坐警车与这边大队长一起去边防派出所商议行动方案，在会议室里我大概把情况又讲了一遍。主要是我们的出事位置，我估算了下应该离铜金矿有三十公里。他们只对“东陵玉矿”这边情况了解，而我们是从对岸“拜城”方向过来的，导致双方掌握的信息无法衔接。最后我提供了GPS打点数据，谁知道他们没有GPS，晕。

教导员当时的态度，现在肯定进不去，还得研究一下，于是一会我们又回温宿了。回到公安局，很快又有位女警官找我核对笔录，她说正在写份简短汇报材料，马上开会要用。后来我得知，他们楼上正在给县领导汇报。

能够感觉到今天小新家人的态度，还是与我在对立面。我能做到的，第一全力配合，第二继续忍耐。又打了很多电话，主要与北京的朋友沟通、协调，继续咨询法律界人士。法律有法律上的讲法，人情也有人情上的道义，我其实是夹在中间最难受的人。

© 一叶千鸟（转载请留原文链接，更新于2010年07月13日13点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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